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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概念”从美国传出，在交通、物流和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它迅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企业的经营理念、战略逻辑和商业模式，导致“赢者通吃”被不断延伸，先是区域市场的“赢者通吃”，后是全球市场的“赢者通吃”。

  在体育界，姚明退出美国职业篮球赛之前，平均每打一场球的收入是25万美元左右。与70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时间和消耗能量差不多，但收入差距却数百倍。在娱乐界，如果不能成为歌星和影星，就必须尽快转行，因为消费者只认歌星，看电影只看影星。

  学术界也如此，有“大腕出场”的学术会议才有影响力。在商界，从中国市场终端就可窥见一二。小型超市没有“进店费”门槛，而大型连锁超市就有严格要求。国际大牌进店可不交“进店费”，本土品牌“入市”就需要交纳费用，越是不知名的本土品牌交的越多，此谓“店大欺人”。无疑，全球化带来了机会差异，也带来了收入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差异。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之一。

  自1978年中国企业开始拥抱全球化以来，“中国制造”的国际份额在不断增加，“中国资本”不断到海外上市并进行跨国并购，“中国崛起”受到世界瞩目。长期以来，机会导向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一个核心理由。在中国企业家的认知系统中，有一个基本逻辑：机会不能错过，否则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这种机会差异可能会进一步被放大。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全球化的新趋势。一是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抗由来已久，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出现丝毫的逆转迹象，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剥削”、产业资本对农业资本的“盘剥”将会继续。二是3D打印技术与“机器代劳”正在推动制造业革命并重塑制造业。三是服务业正在酝酿结构性变迁，“去媒介化”和“业务自营”越来越普遍。例如，传统由医院提供的服务和行为将被“个性化医疗”所替代，个人健康管理可在医疗机构以外实施，此谓“自我追踪和自我量化”。四是Facebook(脸谱)等社交媒体网站和谷歌等搜索引擎定期收集他们的客户和用户信息，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使广告效益最大化，此谓“跟踪经济”。

  不仅如此，新全球化推动了权力在国家之间的分散以及权力从国家向非政府组织的分散，提高了个人赋权和企业的自治权和话语权。面对新全球化，中国企业家群体必须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系统思考：即世界市场(包括中国)已经成为品牌认知程度很高的市场，市场竞争优势的来源是生产率水平。

  促进生产率提高有两个因素：一是“创新”，二是“创造性破坏”。一个组织如果不进行变革，就无法提高其生产率，变革包括做新的事情和把现有事情做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生产率与创新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一项具备重大意义的创新是比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信奉的外生技术进步更丰富的概念。真正的新技术对于延伸生产可能性曲线有着重要意义。一个行业或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并不仅仅依赖于构成它们公司和组织的生产率水平，也会受到它们各自市场份额的影响。

  在一个行业中，并非所有公司都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总体生产率仅仅通过用绩效好的企业来替换绩效不好的企业就可有所提高。绩效最差的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减少甚至退出是提高总体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实际上，国际上的研究把1/5至1/2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归因于行业结构的变化，这个过程被称作“创造性破坏”，因为相对不成功的公司被淘汰后空闲出的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被其他公司或行业进行更富有创造性的利用。

  政府主要通过三个渠道来对企业和组织的生产率施加影响：激励、能力建设、保持灵活性。此外必须保证政策的一致性，通过向管理者和企业所有者传达一个正确的信号，用以激励他们一心一意地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执行必要的(有风险的)创新和投资。